首先，“可乐男孩”的身上是否真的闪耀着所谓“坚强乐观”的光辉的确值得商榷。按薛枭自己的说法，当时要冰镇可乐的动机很简单——渴了。这一原本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举动，单纯的不能再单纯的动机，被很多人解读为人性的光辉，在当时借此试图传递一种积极的信号也许是理所应当的，但如今看来确实有某种程度上的夸张和曲解。甚至如果非要给“可乐男孩”的行为下一个积极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他并不是用“坚强乐观”感动了人们，而是凭“单纯天真”宽慰了人们，使得人们进一步坚定了营救废墟下掩埋的孩子们的信念，所以说，“可乐男孩”是个可爱的孩子，却不是什么乐观的典范。作为我们大多数没有经历那场灾难的人，是没有资格界定受难的人们是否是“乐观坚强”的，换句话说，可乐男孩要冰镇可乐如果是“乐观坚强”的话，那么被救出来的人们不说话，不要冰镇可乐就是不“乐观坚强”么？如果都是“乐观坚强”，那么要冰镇可乐是否就比不说话，不要冰镇可乐“坚强乐观”呢？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可乐男孩”不过是媒体进行舆论宣传的一个成功案例，我们必须不情愿地承认，“可乐男孩”的“乐观坚强”并不来自于人性，而来源于媒体，是媒体告诉人们那是“乐观坚强”，于是就有了“可乐男孩”的“乐观坚强”，于是人们现在会开始反思，那些媒体没有染指的人群呢？难道他们真的就不“乐观坚强”？或者不比“可乐男孩”“乐观坚强”？ 

   其次，保送“可乐男孩”的确有破坏社会及教育公平的嫌疑。15日，就是财经大学相关负责人证实薛枭被保送的同一天，西安一名高三学生自认为高科成绩不理想，萌发“想死”的念头，进书店行凶，连砍三人，造成一死两伤。对比这两起事件，我们得出的最直接的结论就是高考在中国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地位，它既可以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最高“奖励”，也可以成为摧残扭曲心灵的“祸根”，于是在人们认同高考制度目前无可取代的情况下，要求“公平”就成了人们的既是最基本也是最高标准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在高考面前即使对失去一只臂膀的薛枭也不愿让出“公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一个更为理性的角度来看，在没有人可以保证如果没有四川大地震薛枭是可以凭自身实力考进上海财经大学的情况下，薛枭的遭遇在很多人眼里变成了“不幸中的万幸”，因为薛枭的不幸让他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但谁也不能否认，那些不为人知的人也许有着不为人知的却是更大的不幸，谁能说在地震中失去胳膊要比在泥石流中失去胳膊更痛苦呢？而即便同是四川大地震的受难者，只是因为媒体取材的需要使他们成了可能被忽略的“可乐男孩”，这些人的不幸中没有万幸，只有依旧不幸，和更加不幸，那么他们未来的出路该由谁替其着想？而当不计其数的考生为了一个录取名额争的头破血流的时候，作为旁观者我们同样很难说清楚谁付出的代价更多，谁更加的不幸？反观马小凤，人们却并没有这样与那样的非议，因为与她相比，薛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事迹，要冰镇可乐也并不是有意地试图去用“乐观坚强”去感染他人，所以人们更能接受那些在抗震救灾中帮助他人而非被人帮助的人们获得高考额外的便宜。另外，据报道薛枭是可以获得全额奖学金到国佛罗里达州理工大学就读的，他本人也一直希望到国外读书，这也从某种程度上令人们更加难以接受他获得了保送资格。 

   最后，上海财经大学对于本次保送的解释着实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一方面是由于他报考了我们学校，另一方面，他在去年的大地震中所表现出来的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也与我们财大的校训‘厚德博学、经济匡时’相吻合，我们非常乐意接受他。”前一个方面听着还算合情合理，可另一方面理解起来便有些困难了。什么是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又怎么是和“厚德博学，经济匡时”的校训相吻合？如此官腔的解释很难让人心生好感，似乎上海财经大学自己都很难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来说服自己保送的必要性，这就又很难不让人从作秀的角度来理解，认为上海财经大学是为了保送而保送，非要给自己披上一件乐观的外衣。